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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如此一来，国朝岁入便有三个来源，即田税、商税、钱监。”他最后总结道：“商税、钱监收入全归朝廷，此项约合2300万缗，比起前唐两税法推行后的顶峰1800万大有增长……”

他本来想说“但还不够”，却又担心官员们错误领会他的意图，横征暴敛，于是便止住了。

这两千多万的收入中，包含了关税、印花税、过税、住税、榷盐、榷茶、榷马……等等一系列与商业有关的税收，不用与地方分润，想想就美滋滋。

田税包括户税、地税，邵树德最近与宰相们商议了一番，觉得可以适当降低田税征收额度，并固定下来，折算成钱的话，大致一年可收一千八九百万缗的样子——这部分需要与地方分润。

如果说前唐时期，商税与田税对半分的话，夏朝就已经占到55左右了。

其实这个财政收入，还是带有很浓重的“先军”特色，即以前收得太狠了，现在减免税收，却也减不了太多。

将来再说吧。

支出方面，禁军赏赐、粮食开支，一年大约需要1000万出头——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。

州军一年也需要800万上下，毕竟人数较多，将来肯定是要慢慢裁减的。

镇军人数还不多，目前一年开支一百多万，但将来人数会增加，开支也会上涨。

可以看得出来，在和平年代，军费开支就占到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半。

比起军队，全国一万多官员的开支就小很多了，一年几百万顶天了。

去掉这些支出后，中央财政收入一年大概还剩不到七百万，去掉宫廷用度、驿站补贴、招待饮宴、日常用度（包括官府、军队的消耗品）等等，其实剩不了太多。

这个财政结构，大体与唐代类似，只是同比例放大了一些。

当然，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，其实还有大量隐性收入，这个在历朝历代都没计入财政收入中，但都是真实存在的。

比如，唐代有大量公地。官员去某地任职，当地会划拨一部分公田的产出，作为他在职期间的收入，卸任后停发，即“职分田”。

官员们还有厨余钱、手力课钱甚至地方官府放贷的利息收入等等，很多，在唐代一律称为“赋外科敛”，大部分是地方收入，用来补贴官员及其他开支。

另外，朝廷有时候还会出售一部分商品。唐代司农寺就经常向外出售宫廷消耗不掉的粮食、水果、蔬菜、牲畜等，获取收入。

诸牧监也会出售马匹之类，这个收入相当不少。

总体而言，唐代官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田地，这部分隐性收入是没有计入财政的——夏朝基本与之类似，甚至因为刚刚开国，官府手里的公地数量更多。

到北宋，掌握在官府手里的土地数量锐减，且因为商品经济更为发达，支出更甚，财政较为困难。

宋真宗天禧年间，没有战争，有一次统计当年支出，居然达到15亿多贯，也不知道怎么花的。

“就这样吧。”邵树德站起身，说道：“财税改革，至此大框架算是定下来了。税务使衙门尽快筹建起来，从今往后，征税、度支皆由税务使负责。钱监独立，与六部九寺并列，由门下省直辖。田税，朕意整体收取一半，但各道有差。”

他没有提内务府，这是皇室的钱袋子，收入归内库所有，不入国库。

渤海、安南、西域三大商社，独立运营，分红该谁的就是谁的。

“朕给伱们半年时间。”邵树德说道：“明年正月，税务使衙门要筹办完毕。新税制，朕给两年过渡期，同光八年（923）正式执行。”

余波

整个七月、八月，五品以上朝官们就忙得不可开交。

除正常工作外，新衙门的筹建、人员的选调、工作的交接、利益的分割等等，还有太多事，以至于他们把大部分精力都扑在了上面。

相比较南衙朝官，北衙理蕃院、枢密院就要轻松多了。

他们近期最主要的工作，就是有关漠北三城的。

最西边位于后世科布多一带的临远城，城周八里余，除轮换驻防的三千禁军马步兵士外，经过两年时间的经营，已经有蕃汉民众九百余户缘城开垦、定居。

科布多是个好地方，有森林、有河流、有湖泊、有山脉，地势相对利于防守，农牧业资源足够丰富，后世清军还在这捕鱼、打猎、屯田，为西征大军提供补给——草原整体干旱，但仔细找找，还是可以发现一些适宜农耕的地区的。

黑城子是现成的，不过经历了重建，城周十五里上下，目前拥有定居百姓两千二百余户，以种植黑麦、糜子为生，兼放牧牛羊。

这座城池，大抵是漠北三城的中枢核心了，援应哪个方向都较为便利。

黑城子是俗称，现在的大名叫“无上城”。

东侧的可敦城城周十里出头，现只有五六百民户，半为契丹，半为河东、河北两地移民。

为免与阴山北麓浑氏的可敦